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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《鱼之子》
1
有段时间没写我的ADHD的日常了。
但ADHD依然持续给我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最常让我头疼的是丢东西。
宅家期间，找手机、找眼镜、找各种东西就算了。因为哪怕一时找不到，大概率还在家里某个角落。
但出门还丢东西就真的让人抓狂。
参加谢菲尔德纪录片节期间，我在影院看片，看完就大摇大摆、两手空空地走了。
直到小王问我「咱包呢？」，我才意识到，我身上这么轻快，其实是忘背装备了。
那包里不仅装着我自己的Sony相机，还放着朋友的大疆pocket 3。
我俩转身飞跑回去。好在纪录片节的志愿者清洁影院时，发现了包，并归还给了我。
再比如，我结束谢菲尔德的行程，坐火车回伦敦，从国王十字站出站时，一位女性过来拍我肩膀。
我一看，她是车上坐我对面的乘客。她问我，「你是不是忘拿了一个长纸筒？」
我这才想起来，下车时，忘拿宝贝了——那个长纸筒里装着我的纪录片的全球首映海报，我本来想带回家做纪念。
我赶紧回站去找。
最开始还找错了火车——虽然我五分钟前才从车上下来，但我就是有这样的「能力」——我想不起来刚坐的车是什么颜色。（朋友之前开过我一个地狱玩笑：「雅君你这么不注意周围环境，真的是天选被拐圣体。劫持难度低就算了，哪怕你中途跑了，你可能都不记得是谁、从哪劫的你。」）
直到我想起来查车票，才定位到对的车。女列车员告诉我，海报筒已经上交给失物招领处了。
但我的取筒之路并不顺利——在去失物招领处的路上，我走错了方向。因为我只记得女列车员第一句话「先下电梯」，但之后是往左还是往右来着，我忘了。
取回来的海报筒
好在，当我正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时，居然偶遇了之前给我指过路的那位女列车员。她这次干脆请了位同事「护送」我去，直接杜绝了我迷路的可能性。
虽然因为ADHD，从小到大，被人嘲讽过很多次「你怎么还没把自己给丢了」，但也有更多次，我感受到了来自TA人的温柔善意。
2
除了丢三落四，我还痛苦于自己的笨手笨脚。
受伤的镜头
最近一周内，我先是踩坏了眼镜，又摔断了相机镜头。
受伤的除了我的物品和钱包，还有身体——我走去厨房想接杯水喝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大腿就撞到了桌角，淤青到现在还没散。
「不知道这些事都怎么发生的」是我遇到以上状况时的真实心情。
比如，我在洗澡时，有时会看到自己身上这里青了一块、那里紫一块，但我完全记不起，何时、何地受的伤。
我在《看见她们： ADHD女性的困境》里读到这句，会有种揽镜自照感：
「ADHD人士经常会撞到家具、磕伤自己、把饮料弄洒或者拿不稳东西。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笨拙，感到十分尴尬。
事实上，各种类型的运动障碍在ADHD人士中是很常见的。」
书中还写：「有人认为，造成ADHD人士运动障碍的原因可能与大脑、小脑以及基底神经节中的神经网络有关。」
目前的研究并不知道，小脑对ADHD的症状有什么影响，「但脑成像研究表明，有ADHD的儿童和成人的小脑会相对较小。」
这让我想到，童年时，小朋友们玩的游戏，大多我都很难加入。
比如，踢毽子，练来练去，最好成绩是能踢三个。
跳皮筋，我只能跳到膝盖的高度，再往上就超过了我的能力极限。
跳大绳，别人都轻巧如燕子般在绳影里穿梭，但只要我过去跳，绳子就会断。 我永远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跳过那条绳。
「鬼捉人」是少数我能快乐参加的游戏，因为只要跑得快。
有朋友曾揶揄我说，「你小脑是不是发育得不太好。」
现在想来，我的小脑未必发育得不好，但可能和神经典型者的，发育得不太一样。
3
以上聊了点日常里的麻烦，但它们相比我前不久在香港机场遭遇的大无语事件，只能算小菜一碟。
我那天的行程是从香港飞台北。
但因为担心自己会出某种我也不知道原因的错，导致误机，我特意早早起床，提前两个多小时，就到了机场。
我在排队等值机的期间，还制止了一对情侣插我队。
我说「不好意思，我先来的」，那两人道歉后，走到了我后面。
终于轮到我办值机时，我从包里翻出护照，打开一看，傻眼了——怎么不是我的护照，是小王的。
当时我脑子里直接核爆。我完全不知道，我是怎么拿错的。
我只能尴尬地转身跟后面的那对之前插队的情侣说：「还是你们先办吧。」
顶着他们诧异的眼神，我走到角落，抱着一丝希望，开始翻包：虽然带了小王的护照，但或许我也带了自己的呢？ 然而并没有。
我只能给小王和朋友蓓子（我在香港时，住在蓓子家）都发了微信：「带错护照了，走不了。」
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五分钟后我又给TA们发信息：「找到了！」
但其实，我手上那本，依然是小王的护照。
——事后回想，可能是我内心太不愿意相信自己居然会犯如此离谱的错误，大脑为我创造出了幻觉，让我在小王的护照里看到了自己的脸。
等清醒过来，我跟蓓子和小王解释了这个乌龙。
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：又羞耻、又自责、又无措，已经退行成了一个做错事的小孩。
我沮丧到想放弃整个在台北的行程，甚至觉得自己这样，都不配出门。
如果那时，有人跟我说，你别去台北了，你就在香港待着，别乱跑了。
我大概率会有力无力地「嗯」一声表示同意和配合。
因为在事发瞬间，我的自我评价跌到了谷底，我会觉得连护照都能带错，我还能做好什么啊。
我整个人的能量不是向外扩张，而是向内坍塌了。
我也不想旅行了，只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
4
但幸运的是，蓓子和小王接住了我，他们没有一句责怪，上来就是帮我想办法——
小王火速在家里帮我找出了我的护照。
蓓子则帮我想到了最快能拿到护照的方法：她让小王把我的护照从北京的家里寄给她人在深圳的朋友。这样我第二天从香港去深圳，就可以取到护照。
我去台北的行程也只需要往后延两天，而不用取消。
小王还提醒我，跟台北的酒店联系一下，问能不能改下入住时间，以挽回住宿上的损失。
最后，我只是作废了一张香港飞台北的机票，以及多付了一笔改入住时间的费用，缩短了行程，但台北之旅还是可以成行。
在帮我收拾烂摊子期间，TA们还不忘安抚我的情绪。
蓓子说：刚好你可以在深圳和香港多玩一玩。你现在就从机场来中环找我吧，请你吃饭。
小王也说：放轻松啦。你反正是旅行，今天是在台湾，还是香港，都无所谓的。
于是，没走成的那天中午，我拖着行李去找了蓓子。她和朋友带我去吃了好吃的日料。
吃的日料是「海言」，她家海鲜饭吃起来超有满足感
席间，蓓子拍了我埋头吃海鲜饭的照片，发给小王。
小王回复：「这就是想用别人护照潜逃的那人啊。」
我看到微信群里TA们的对话，笑出声来，心想真好。
如果我是一架飞机，那此刻我就是在朋友和恋人的指引下，穿越了情绪暴风雨，虽然机身也震荡过也摇晃过，但最终安全降落了。
TA们在我做砸事情时，没有埋怨、责骂、或是「爹」我，而是陪我一起解决问题。
等危机解除后，聊起来也就是一起嘻嘻哈哈，开开玩笑。
我会觉得，一切没什么大不了。
事实上，也真的没什么大不了。
只是我在突发状况的瞬间，会因为自我攻击而把小事放大。
这件事也让我感慨，对ADHD者来说，有一个支持性的、容错率高的环境是多么重要。
有ADHD的我，相比神经典型的人，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更容易出或大或小的差错。
哪怕我表现得再不在意，我内心依然会为此难受、痛苦，在一些时刻，我会恨自己「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」，哪怕我知道「正常」是个伪概念。
换言之，我的ADHD，让我有更多「易碎时刻」。
如果那些时候，周围的人不是修补、加固我，而是举起言语的大锤敲打我，我会碎得更彻底。
5
虽然ADHD给我平添了不少困扰，但也会让我随机触发一些完全意料之外的剧情。
比如，在带错护照事件发生后，我多了一个去深圳找蓓子朋友Mandy取护照的行程。
为了表示对Mandy帮我代收护照的感谢，我请她吃饭，并约了刚好也在深圳的朋友阿林一起聚餐。
吃完饭后，阿林说带我们去她工作的画廊 Land of Art参观。
结果在画廊旁边的咖啡馆里，我们遇到了阿林的老板乐乐。
阿聆给我介绍乐乐时，我第一反应是：她和我十年前做记者时遇过的一个叫「乐子」的女生长得好像啊。
而且，乐子、乐乐，她们的名字也差不多。
等等，不会是同一个人吧。
电光火石间，我听到乐乐问我：「你是雅君吗？」
「你是乐子？」我说。
一旁的阿林呆住了：「你俩之前认识？」
我和阿林解释，我当年做「单身社会」的选题时，得知90后的乐子选择做单身妈妈，于是采访了她。
报道发出后，很多人祝福她，佩服她的勇气，也有人不解、指责她，甚至断言她将来会后悔。
对乐子做单身妈妈这个选择，不管网友是支持派、还是反对派，大家都有一个好奇：五年、十年后，她会过着怎样的生活。
如今十年过去，乐子和我说了她的近况——开了画廊，当了老板，结了个婚，当年被乐子抱在怀里的软软baby，现在已经成长为小少年了。
我于是和乐子约定要录一期播客，聊聊这十年，各自的成长与生活。
那天发的朋友圈
想来，如果没有ADHD，我可能不会带错护照，也不会需要肉身从香港跑到深圳去取护照，也不会和在深圳工作的阿聆见面，更不会遇到她老板，也就不会和乐子重逢，还有了个「十年」主题的播客之约。
我会觉得，有ADHD，对我来说，有时像好好走在路上，突然就掉坑里了。
而且这个坑，别人能看见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是隐形的。
但从坑里吭哧吭哧爬出来的过程，有时也会成为开辟新地图的过程。
ADHD让我走了一些本没打算走的路，但也遇到了本来不会遇到的人事与风景。
这样想，ADHD送给我的坑，也像是爱丽丝的兔子洞，眼前混乱，脚下迷离，但偶尔也会冒出奇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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